瑞典的一家医院里，小岛美奈正安详的躺在病床上，这一天，她要按照合约执行安乐死。 病床边放着一个显眼的输液架，吊瓶里装满了液体，只要小岛美奈打开输液滑轮，她的生命将会进入最后的阶段。 在世界范围内，只有少数国家和部分地区可以申请安乐死，瑞典就是其中之一。 按照要求，安乐死必须由申请人在清醒的状态下亲自执行，且全程会被工作人员拍摄记录。 一般来说，30秒后人会陷入昏睡状态，整个过程仅仅需要4分钟。 小岛美奈留下了一句令人泪目的遗言后，慢慢打开了输液开关，摄像机开始记录她从清醒到结束的整个过程...... 摄像机里的小岛美奈52岁，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过死亡，那么在她什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 1966年，小岛美奈出生在日本，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她和两个姐姐一起长大。 姐姐们把她拉扯大，她也很争气，考上了韩国首尔大学。 毕业后，她回到东京，做韩语翻译。 工作体面，收入稳定，日子过得独立又充实。 她一直是个要强的人，什么事都自己扛，不愿意麻烦别人。 可45岁那年，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。 拿东西的时候，手会突然松掉，东西掉在地上。走路走得好好的，也会莫名其妙摔跤。 她一开始以为是工作太累了，就辞了职，去了一家儿童福利院工作，想换一种轻松点的活法。 但她没想到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 3年后，也就是她48岁的时候，医院确诊她得了多系统萎缩症。 这是一种神经系统逐渐退化的罕见病，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治愈的办法。 日本大约有1.2万名这种病的患者，发病后平均3年就需要拄拐行走，5年坐上轮椅，8年完全卧床，9年左右走向死亡。 也就是说，从确诊那天起，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等死。 病情恶化得很快。 她的博客里记着这样一些话： 东西经常从手里掉下去，走在平地上也会摔；后来连在姐姐身边爬着走的时候，都不敢抬头看姐姐的表情。 再后来，她连刷牙都不会了。 一个曾经独立生活、靠翻译养活自己的人，连刷牙这件事都做不到了。 两个姐姐轮流照顾她。 可她越是被照顾，心里越难受。她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 以后你们给我换尿不湿，我连一句“谢谢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 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，最怕的不是死，是活着的时候先把尊严丢光了。 她想过自杀。她把几条丝巾接在一起做成绳子，藏在枕头底下，被姐姐发现了。 姐姐把绳子扔掉，抱着她大哭。 她后来在博客上写了一句话：我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，是一次去医院。 她看到一个晚期的同病患者，全身插满了管子，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，只有眼睛还能转。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，整个房间都是味道。 她告诉自己：我不要变成那样。 于是，她开始搜索“安乐死”。 日本不承认安乐死，但瑞士可以接受外国人申请。 2018年11月，她向瑞士的机构提交了申请，写下的理由是：“请让我在保持自我的时候，选择安乐死。” 申请通过了。 两个姐姐陪着她，三个人一起飞到了瑞士。 医生给了她两天时间考虑，随时可以反悔。 她没有犹豫。 最后一天，姐姐们陪她吃了一顿大餐，帮她洗了最后一个热水澡。 执行那天，她签了确认书。 工作人员架好了摄像机，告诉她：打开开关后，30秒就会陷入昏睡，整个过程大约4分钟。如果反悔，随时可以关掉。 她没有反悔，她看着身边的两个姐姐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最后能有你们陪着我，我真的很幸福，谢谢。” 然后她亲手打开了开关。 药液慢慢进入身体，她的语速越来越慢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 “我没有那么难受了……来生还想当你们的妹妹。”4分钟后，医生宣布死亡。 因为日本不承认安乐死，她的遗体没法运回国。 两个姐姐把她的骨灰撒在了瑞典的一条河道旁。 两年后，姐姐重新回到那个地方，在河边献了花。 2021年，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，姐姐接替她去了那家儿童福利院，做起了“临时家长”。姐姐说，替她完成心愿，就好像她还活着一样。 这件事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成了纪录片，播出后引发了巨大的讨论。 安乐死到底该不该合法化，至今在全世界都是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。 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开放。 2022年，中国全国人大代表、乡村医生刘贵芳曾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 反对的人担心的是：一旦开口子，会不会有人被“劝着去死”？会不会有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，被迫选择这条路？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 但小岛美奈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： 对于一部分病人来说，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痛苦。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，尊严一天天被剥夺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折磨。 我们总说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，可这句话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是一种残忍。 他们不是不想活，是没有质量、没有尊严地活着，比死亡更让他们恐惧。 小岛美奈在还能自己做决定的时候，选择了她认为最好的方式离开。 她的姐姐们最终也理解了她的选择。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怎么死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 但至少，小岛美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： 对有些人来说，能